刘文典 | 敢与蒋介石叫板的民国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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恃才傲物者，古今皆有。近代名士之中，“狂妄指数”爆棚的刘文典当属其中一位。
他师承刘师培、章太炎，追随过孙中山，营救过陈独秀，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安徽大学校长、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，结交胡适、陈寅恪，又因痛骂蒋介石而名满大江南北。
他称中国真正懂《庄子》的只有庄周和他自己，曾因瞧不起闻一多、沈从文等新文学家而受到争议，还因为爱抽大烟和吃云腿被人们戏称为“二云居士”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“狂生”模样。
△左，刘文典；右，刘1934年为《安徽大学旅京同学会会刊》题词
1928年，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，想提高自己的声望，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，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“训话”。
后来，蒋介石如愿以偿。可是在他视察时，校园到处冷冷清清，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。
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：“大学不是衙门。”
这话直至今日仍振聋发聩。
后来，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。安徽大学学生打伤了女中师生。
经几天协商，刘文典代表安徽大学表示，愿意道歉和赔偿损失，但不同意立即开除肇事学生，遂引发女中学生请愿。
恰巧此时蒋介石到安庆视察，于是立即召见刘文典。
“你就是刘文典吗?”
看到头戴礼帽、身穿长衫、面无惧色、昂首阔步走进门来的刘文典，蒋介石明知故问。
“本人字叔雅，文典只有父母长辈可以称呼，不是谁随便可以叫的。”
刘文典见坐在椅子上的蒋介石冷着脸，立即反唇相讥。
蒋介石不接刘文典的茬，单刀直入：
“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学生夜毁女校，破坏北伐秩序，是你这学阀横行，不对你撤职查办，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。”
孰料刘文典这样回答：
“提起总理，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，根本不晓得你的名字。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，但不等于理性成熟，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，些微细事，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。如果我是学阀，你一定是新军阀!”
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秘书，似乎比蒋介石更有资格摆谱。
蒋介石何曾受过如此顶撞，声称要把刘文典抓起来“枪毙”。
刘文典则大声呼喊：“宁以义死!不苟幸生!”
一个星期后，蒋介石迫于蔡元培、胡适等人的声援和安徽大学师生游行示威的压力，只得将刘文典释放，但附前提——迫令刘文典“即日离皖”。
这个“传闻”不仅在今天为人称颂，在当时，刘文典也因此声名大噪。鲁迅讽刺当局，即以刘文典“不肯称呼蒋介石为‘主席’而被关押多日”为案例。胡适也写文章说，刘文典“因语言上顶撞”被拘禁，其家人朋友“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(蒋介石)，这是人治，不是法治”。
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罢此事，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：“养生未羡嵇中散，疾恶真推祢正平。”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，颂扬了刘文典的气节。
对此，香港的高伯雨也说得精彩：“我就是欣赏他(刘文典)有狂态。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，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，对着蒋面前敢‘哼’他，是真名士!”
刘文典精通英、德、日、意等语言，学贯中西，尤精国学。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，年仅27岁。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“卯字号”。里面有两只老“兔子”——己卯年生的陈独秀、朱希祖，三只小“兔子”——辛卯年生的胡适、刘半农和刘文典。北大人才济济，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，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，没有著述支撑不行。
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，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。历数年青灯黄卷，1923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首部学术专著《淮南鸿烈集解》。学界为之震动，时人誉之为“国宝”。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：“叔雅治此书，最精严有法。”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，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，破例用了文言。
在西南联大期间，刘文典又完成十卷本《庄子补正》，该书立论严谨，学风扎实深厚，学界的“泰山北斗”陈寅恪欣然为之作序，推崇备至：“先生之作，可谓天下之至慎矣……先生此书之刊布，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，而示人以准则，岂仅供治《庄子》者之所必读而已哉!”《庄子补正》煌煌十卷，极具灼见，奠定了刘文典在国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。
刘文典一生治学严谨，“一字之微，征及万卷”便是其治学格言。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，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。
在致胡适的信中，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：“生怕脱去一字，后人说我是妄删；多出一字，后人说我是妄增；错了一字，后人说我是妄改，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，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，将来身后虚名，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。”
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，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，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。注文除中文外，还有日文、梵文、波斯文和英文。“其知识之渊博，治学之严谨，令人叹为观止。”
刘文典受邀北上到清华讲学时，很多学生慕名来听课。
但刘文典总是穿着脏兮兮的半旧长衫，两颧高耸，双颊深陷，目光浑浊，形容憔悴，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，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往往等他开讲时，众人才确信原来这就是那位和蒋介石顶撞的刘叔雅。
据说刘文典在讲授《庄子》课时，开头第一句总会自信地说：“《庄子》嘛，我是不懂的喽，也没有人懂!”言下之意，他若不懂，别人就更不懂了。
△《庄子补正》自序手稿
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，他口出狂言：“在中国真正懂得《庄子》的，只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庄周，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。”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“有两个半人懂《庄子》”。除庄周、刘文典外，还有“半个”(一说是日本某学者，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)。
“真狂人”往往是“真名士”，自得风流，令人叹服，因其有真知识、真学术、真性情也。
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很敬重，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，还喜欢听他的课。
刘文典也不介意，他讲课时喜欢闭目，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，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，然后问：“吴僧(吴宓)兄以为如何?”每当这时，吴宓照例起来，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：“高见甚是，高见甚是。”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。
其实，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也颇为微妙。
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《红楼梦》讲座，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，就唱“对台戏”。
他身穿长衫，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：只吃仙桃一口，不吃烂杏满筐!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……我讲红楼梦嘛，凡是别人说过的，我都不讲；凡是我讲的，别人都没有说过!今天给大家讲“蓼汀花溆”四个字就够了。
元春省亲，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景所题匾额都点头称许，惟看到“蓼汀花溆”四字时，笑道：“花溆”二字便好，何必“蓼汀”?贾政忙遵旨换了。元春为何如此?此乃她只喜欢宝钗，不喜欢林黛玉之故也。因为“花溆”的“溆”其形似“钗”，其音似“薛”，而“蓼汀”二字，反切即一个“林”字。
听到先生如此一讲，大家皆恍然大悟。
刘文典的学生曾评价道：“说到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，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，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。”
教学期间，刘文典开的课很多，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，主要有《文选学》、《校勘学》、《先秦诸子研究》和《庄子研究》等。
他不喜照本宣科，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，对学生循循诱导。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，他会诙谐地说：“去神庙烧香拜佛，烛光闪闪，烟雾袅袅，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、影影绰绰，只有拨开云雾，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。”文史大家游国恩、王力、张中行、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。
在西南联大，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。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，说：“今天提前下课，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”。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，他是要在皓月下讲《月赋》。
到星期三，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，刘文典坐在中间，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《月赋》，俨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人物，生动形象，见解精辟，让听者沉醉其中，不知往返。
△20世纪40年代，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的刘文典正在为学生讲授《庄子补正》。
许多年后，他的学生宋廷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，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。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《月赋》，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，此情此景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。”
刘文典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。一次，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。
他信口说：“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”。
学生不解其意，刘文典解释说：
“观，乃是多多观察生活；
世，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；
音，就是文章要讲音韵；
菩萨，就是救苦救难、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。”
诸生听后恍然大悟。
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。因教务繁忙，陶光久未拜见老师。
某日，陶拨冗专门拜访。一见面，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，说他是“懒虫”、“没出息”，“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”。
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，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，刘文典一拍桌子，更加大声说：“我就靠你成名成家，作为吹牛的本钱，你不理解我的苦心，你忍心叫我绝望吗?”
口气由硬变软。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“吹牛的本钱”后很受感动，几乎破涕为笑。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。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。
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一本《唐三藏法师传》的书页中，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，遂要求老师解释。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，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，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。
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，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。
他本想打死它，但转念一想，老鼠是在讨生活，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，何必相残呢?
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。李埏感慨：“先生真有好生之德!”
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，当时刘文典是最有学术威望、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。由于他性格耿率，形象生动，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，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，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。
在清华任教时，需要查阅佛经，刘文典便到西山香山寺向相识的高僧借阅，并承诺严格遵守必须在经堂正襟危坐阅读的规定。
谁知由于车马劳顿，刘文典未看多久便生困意，不觉卧床阅读，岂料就入梦乡，佛经掉到了地上。
忽闻叫骂之声，头面随之受到扑打，刘一边承认错了，一边抱头鼠窜，且喊且逃，苦苦求饶。
据后来他说：“其实老和尚还是留情面的，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，他见我甘心挨打，并没有教授架子，也转为噗哧一声笑了。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，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，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，但这次挨打应该，君子不可失诺。”
“君子坦荡荡”，在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方面，刘文典先生堪为表率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方欲请其出山担任伪职，面对引诱与威吓，刘文典不为所动，坚称“国家民族是大义，马虎不得，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”，且自始至终不说一句日语媚敌(刘氏学贯中西，本精通日语，然在此种情况下，却以“发夷声为耻”)。
1949年，昆明解放前夕，友人胡适劝其移居美国，并为其全家办妥入境签证，联系好具体居所，刘氏婉言谢绝，理由是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?”
有人问，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，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?刘文典回答说：“现在国难临头，国家存亡之际，间不容发，我们应该加倍地努力，研究国学…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，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。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，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。”
任教西南联大期间，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，离学校较远，每次上课都须步行到校。他不以为苦：“国难当头，宁可被飞机炸死，也不能缺课。”解放后，刘文典年事渐高，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，一度没排他的课，但他坚持要上课，并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教授怎能不教书?不教书就是失职!”
对此，李学勤先生评论指出：“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学术史，看到许多前辈学者，在动荡艰辛的乱世之中，做出众人景仰的成就。不少人不但学贯中西，而且兼顾文理，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和毅力。从刘文典先生这里可以明白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忧国忧民，有着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的决心。”
时人以“才高”、“狂傲”来评价刘文典，对此他并不否认。他也曾反省自己：“以己之长，轻人之短，学术上骄傲自大，是我的最大毛病。”不过，他又说，“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。”
对于学问如渊似海、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，刘文典敬重有加，不敢有半点造次。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，多次对学生说：自己对陈氏的人格、学问不是十分敬佩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。
有一天，日军轰炸机来袭，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，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。刘文典跑到中途，忽然想起他“十二万分”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，视力不佳，行动更为不便，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，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。学生要搀扶刘文典，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，大声叫嚷着：“保存国粹要紧!保存国粹要紧!”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。
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。刘面露不悦之色，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：“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，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，你们跑是为了未来，沈从文替谁跑啊?”
刘文典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，一生之绩无人能及。他又是旧文学的坚守者，对一切新文学者嗤之以鼻，毫不留情，于是看不上从事新文学写作的沈从文。
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将沈从文提为教授时，勃然大怒：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该拿400块钱，我该拿40块钱，朱自清该拿四块钱。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!他要是教授，那我是什么?”
后来教务会议讨论沈从文副教授转正教授，大家都举手同意，只有刘文典表示不满。他说：“沈从文是我的学生。他都要做教授，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?”
刘文典有风骨，很率真，爱恶分明，但不清高，甚至因“求财”甚久而影响教职。
现实生活中，刘文典潜心学术，于家务俗事一无所能，既清贫又乏生财之道，往往等到无米下锅才发觉囊中羞涩，不得不向知交告贷。他还因为长子早夭心结难解，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，用钱处颇多。
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与刘文典是好友，刘文典每逢断炊便手书一纸条，上书四字“刷锅以待”，使人交李广平。李见字后知道刘文典“难以为炊”，便慷慨送钱救急。
1943年春，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刘文典，因教员薪金常常不能支撑家中老小生活，于是接受滇南盐商张孟希之邀，远赴千里之外的普洱(磨黑)地区，为其母撰墓志，逗留了四个月，此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。
1943年5月，西南联大各校按惯例给教师发聘书。清华大学没有与时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商量，就把聘书发给了刘文典，闻一多大为恼火，在信中对刘文典称发了聘书也要收回。
王力从中斡旋，说刘文典能南下，颇有民族气节，闻一多发怒道：“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，不负教学责任吗?”吴宓也向闻一多求情，亦告失败。
刘文典就这样被西南联大解聘了。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闻之，立即前来高薪礼聘，刘文典便栖身于云南大学，直至终老。
他一生拼命为庄子精神活着，临死时，还说道：“我要死了，就没有人讲《庄子》了!”直至今日，整个中国，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他这样用生命来研究《庄子》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“庄子”般的“狂人”!
与他同时代的大家这样评价刘文典：
“叔雅人甚有趣，面目黧黑，盖昔日曾嗜鸦片，又性喜肉食……性滑稽，善谈笑，唯语不择言。”(周作人，《北大感旧录·刘叔雅》)
“有一年，余适与同车，其人有版本癖，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，其书必属好版本。”(钱穆，《师友杂忆》)
“他的长衫特别长，扫地而行。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，不准看到脚，走路不能踩到裙边，只得轻轻慢移莲步。他偶尔也穿皮鞋，既破且脏，从不擦油。”(文中子，《刘文典：“半个教授”》)
此外，钱理群先生评价道：
刘文典的“狂”是真的。所谓“狂”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“天下第一”，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：我不在，这门学科就没了!这种“舍我其谁”的狂傲、气概，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。
邋遢，才高，狂傲，是民国狂人刘文典的形象写照。他的“狂”缘自“大学问”和“真性情”，其魅力不仅在于那经天纬地的学问、汪洋恣肆的才华，更在于那傲骨嶙峋的风度、舍我其谁的自信。
如此“谔谔之士”的精神和气质，亦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，姑且称之为“民国的底气”。感佩之余，也不禁让人喟叹——“世间已无真狂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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